专业股票配资开户退休之后真的什么话都敢说了，澳大利亚前总理现在终于可以实话实说了，美国宣传的中方威胁论，简直是无稽之谈，退休高官大胆开炮！

一位地方官员曾开玩笑说：“千万别让老同志们学会上网专业股票配资开户，否则他们天天在网上批评现任，我们可受不了。 ”这句玩笑话背后，折射出中国官场一个有趣现象：不少官员退休后仿佛变了一个人，从谨言慎行到敢于直言，甚至成为让现任官员头疼的“批评家”。

这种现象在两会期间尤为明显。最尖锐的批评、最让官员流汗的言论，往往不是来自反对派或媒体，而是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前辈。他们凭借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洞察力，每每发言都能直指问题核心。

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毫不留情地批评本部门引以为傲的“医生签协议不收红包”规定，称这一规定“非常可笑，是对医生的不尊重”。这种来自系统内部的批评，因其专业性和针对性而更具分量。

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的批评更加尖锐：“现在‘官满为患’，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，小汽车停了几排，老百姓再勤劳，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！ ”这样的直言不讳，在现任官员中几乎难以听到。

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的举动。 88岁高龄的他，坐着政府配车为12名失地农民开道，带他们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。这种将昔日待遇用于为民请命的行为，展现了中国退休高官的另一面。

在教育领域，退休校长的“炮声”同样响亮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卸任后，依然敢于直言国内大学存在的市场和学术矛盾，批评“工程科学和资本联系紧密最受欢迎，而人文学科则受到冷落”。

退休后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也多次发声，直言“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”，并抨击教育正在忽视其根本功能。他反思道：“过去10年中，很多硬指标我们都有进步，但我们研究工作总的质量怎么样？哪些研究领域是由中国人开创的？”

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职位名称上——从“纪校长”变成“纪先生”，更体现在言论的自由度上。退休似乎给了这些曾经的官员一种解放，让他们能够摆脱官场束缚，更加直抒胸臆。

退休官员之所以敢言敢骂，一方面是他们“无欲无求”，感觉自己“无官一身轻”，没有了太多顾忌；另一方面，他们曾经深谙官场之道，对现任官员存在的问题看得清楚明白。

这种现象从根本上反映了部分官员头脑中固有的“官本位”思想。在位时，他们很在意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头上的官帽，担心一旦说了“不中听”的话，可能危及自己的仕途。因此常常“夹着尾巴”，有真话也不敢说，明哲保身，不愿意承担责任。

退休官员敢说，而现任官员不敢说，并不完全意味着退休官员道德更高尚。很多退休官员在任时，同样也不敢说话，一样遵循着官场的潜规则。这是体制问题，在任时有很多顾忌，得看很多人脸色，没什么比仕途更重要。

类似的现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同样存在。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·基廷在退休后，对所谓的“中国威胁论”进行了直率批评。他毫不留情地指责澳大利亚媒体“歇斯底里地煽动对中国的恐惧”，并批评情报机构向媒体“投喂”反华素材。

基廷认为，所谓的“中国威胁论”实在牵强。中国与美国远隔重洋，并无领土争端，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亚太，而美洲却没有中国基地。他直指“中国威胁论”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经济实力即将超越自己的“战略恐慌”和“不可原谅的嫉妒”。

这种从地缘政治现实出发的理性分析，与南京政治学院原院长蒋乾麟少将的观点不谋而合。蒋乾麟指出：“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，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”，而西方鼓噪“中国威胁论”实质是要“给我们套上‘紧箍’，不让我们继续发展壮大”。

退休官员敢言现象反映出党内民主氛围的缺席，也反衬出在任官员面临的话语规则困境。在职官员必须考虑领导身份，过于出格、超前的话不便说，以免引起误导。他们还要选择说话的时机和场合，因为“说话不当、过于个性化，是会影响仕途的”。

然而，退休官员敢言的现象也带来一线希望。有评论指出，在全党上下提倡讲真话、办实事、反“四风”的新形势下，退休官员敢言敢骂，未必不是好事，可能起到净化党风政风的积极作用。

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的分析提供了国际比较的视角。他认为“中国威胁论”已经存在20多年，不同时期担忧的内容不同：“上世纪90年代，发达国家担心中国的廉价产品占领他们的市场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开始担心我国经济实力超越主要发达国家，2012年开始担心我国军事实力快速提升，2017年以来担心我国思想观念对世界的影响”。